2018-08-26
摄影大师陈复礼:让世界摄影界读懂中华传统文

  幸运飞艇当时,受《中国摄影》杂志之邀,陈复礼谈创作感想,他以《作为新的起点》为题谦逊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港澳摄影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陈复礼应当感到骄傲,但他却并不特别在意这一点。展览结束后,他首次赴西藏拍摄,为自己的摄影足迹又增添「世界屋脊」的印记。

  1935年,时年19岁的陈复礼,为避战乱谋生活而下南洋,从潮州老家远赴泰国,在洛坤拍隆府荣隆行任店员。其时,陈复礼因受家学环境影响,已是一名标准的文艺青年。1940年1月,他受聘为泰国曼谷中文报刊——《泰京中原报》驻洛坤拍隆特约记者,两年间发表新闻报道、通讯特写100余篇。1940年,开始参加泰国华侨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1943年,战火燃遍东南亚,迫于形势,陈复礼转移至越南。

  我个人的摄影艺术风格的形成,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祖国奇诡秀丽的山川和自然景观对我的吸引和陶冶。1959年和1962年,我先后两次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并到广西桂林和安徽黄山等地创作。祖国秀丽的河山,静谧优美的自然景观,使我疲惫的心灵得到慰藉,中国画和古典诗词的诗情画意在我胸臆中鼓荡回响。我带着照相机走过很多国家,但国外风光从来没有使我如此激动,令我投入。这一切使我恍然大悟:我多年神驰向往的摄影天地原来在这里!

  在华人摄影界,陈复礼先生是一位开拓者,在他跨越两个世纪,长达近70年的摄影实践中,赢得过难以数计的荣誉,对华人摄影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业界称为「摄影大师」、「影界王维」,他的众多作品深深地烙在公众的记忆里,成为经典画面。

  陈复礼自己对这批作品也极为看重。他在《陈复礼摄影自选集自序》中曾说,「所谓『自选』无非敝帚自珍,选择标准只凭个人偏爱,此中大体可分作两个方面:其一是回忆在拍摄过程中有某种较深的感触,而该作又自认为颇能表达那时心境者;其二是从表达形式着眼,譬如:在构图、色调、线条、色块分配等多方面所作的尝试,结果有一些居然获得朋友们的认可,随亦沾沾自喜者。」显然,他五、六十年代的纪实作品偏向于第一类。

  此次摄影展,不仅引发了国内文艺界的广泛关注,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让内地摄影界看到了一股新风,冰雪融化之美打破了长久的审美桎梏。

  陈复礼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此次争论,只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对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搞『影画合璧』,除了创新,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通过摄影与绘画联姻,来提高摄影艺术的地位,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为画意摄影开辟一个新天地。当然,这只是一个尝试。后来,我还是从摄影的特性出发,在摄影的构思与拍摄上下功夫,把主要精力放在从大自然、从社会生活中摄取真景实情,并尝试把中国画意与西洋画意结合起来。」

  我也用风光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借大好春光寄托我对中国时代改革的祝愿。我还有一种创作动机,就是希望用中国风格的艺术形式去表现这些使我感动的风光,表达我的感情。」

  有了大师的提点,半路出家的陈复礼起点甚高。但师父领进门,修行还是需要靠他个人的热情与日积月累的摸索。纵观陈复礼早期的作品,现实生活对他的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一批黑白写实作品奠定了其大师根基。

  正是桂林、黄山之行,使我改变了创作方向,萌生了创立写实与画意相结合的民族风格的艺术追求,提出了『以写实为经,以画意为纬』的主张。30余年来,我三游桂林,四上黄山;跋涉于丝绸之路,探寻于川北高原;北临雪域,西登康藏,南归故里……风光摄影是美丽的事业,而美的追寻和创造却充满艰辛,但我无怨无悔。」

  1944年,在越南河内,陈复礼与其叔父陈友清合资创办了泰华商行,做南北货生意。1946年,30岁的陈复礼又与友人合资创办「安达公司」,任董事,并独资承接泰华行业务。这一年,陈惊雄出生,也就是在这一年,陈复礼迷上摄影,踏上毕生事业的起点。陈复礼对自己如何走向摄影之路有过一番自述——

  在陈复礼看来,中国画,是世界上最具「写意」、「写心」特质的绘画艺术之一,传统中国画有一种超然世外的「文人气」。他最初学摄影就有追求绘画的作用在里面,后来他的风光摄影也可见对「画韵」的追求;不少作品的题字、落印,成为作品画韵的组成部分,也得益于对中国绘画艺术的理解。

  陈一年认为,「美学+文学」使陈复礼超越了沙龙,摆脱了雅俗的羁绊,让他走向了创作的自由之境。然而究竟是什么促使陈复礼在60年代纪实摄影的巅峰转向风光摄影的呢?1994年8月,陈复礼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山水最美 祖国最亲》,讲述自己探索的开始,以及画风的转向——

  「画意摄影」很注重在绘画中吸取养分,努力摆脱摄影艺术容易囿于客观的限制。「影画合璧」是一种独特形式,有创新的因素,也有借比摄影发展得更加成熟的绘画之长为摄影「点睛」的作用。当然,摄影始终要走发挥自身特性的道路。

  摄影家冯汉纪的《试评「陈复礼近作展」》一文首先发难,认为「影画合璧」是一次错误的突破,突破不在于题材之新颖,不在于表面之花巧;而应该是从观念、修养、自发性的突破,是从生活经验所积累的层面提升眼法,返璞归真才是艺术家一生追求之境界……

  陈惊雄介绍,在陈复礼的艺术生涯中,曾经有过三次著名的争论。「一次是关于作品《两修女》;一次是关于『中国画意』的摄影主张;一次是关于『影画合璧』。三次争论的实质,都是关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与现代摄影技术结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当年很多摄影界名人都参与了三场争论,事实上也推动了摄影界对陈复礼摄影艺术理论主张的理解。

  「对我的摄影有直接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陈芳渠,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初学摄影时,我在越南北部,当地会摄影的人很少,我求学若渴却拜师无门,得知在西贡堤岸有一位有名的摄影家,就趁到南方做生意的机会去西贡拜访他,后来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陈芳渠为人正直,厚道,这也是成为好友的原因之一。另一位是郎静山。当年我在艺术和技巧上非常崇拜他,我打听到他的地址,就把自己的摄影作品寄去求教,他竟然对我这个无名小子真诚响应,还给我寄来了摄影的书籍。」

  2009年,93岁的陈复礼获第八届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这一奖项,可以说是对他长达近70年的摄影实践、摄影艺术民族化之路孜孜以求的完美肯定。

  如果说郎静山「集锦摄影」开启了陈复礼的思想闸门,那么真正给陈复礼进行摄影启蒙的是陈芳渠。陈复礼回忆「两位恩师」时曾这样说:

  可以说是一种民族自尊心促使陈复礼做出了他摄影风格的最大转向,他要以自身的艺术追求创立「写实与画意相结合的民族风格」,这是针对强势的西方视角的一种东方路径,也是他艺术雄心的展现,而在数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他无疑实现了自己当初的志向。

  有如当代艺术中的拼贴,现在看来,当年陈复礼的艺术行为,颇具先锋意识。他的这种意识从何而来?首先与他对现代摄影的思考有关,也与他对中国画的喜爱与研究有关,更与当时的时代氛围与风气,及他个人的际遇有着密切联系。

  1950年代,陈复礼在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香港拍摄了不少撼动人心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战地余生》、《舂米》、《湄公河畔》等;1960年代,香港的日常生活在他的镜头里焕发出一种祥静、向上的尘世之美,如《石板街》、《香港仔渔港》、《渔家乐》等。这些作品充分展现出陈复礼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人生的关爱,展现出一个「流浪者」的感同身受。难得的是,这些写实作品「融入了审美创造,既注重人物真情实感、环境氛围的把握,又注重光线、影调和画面结构的处理,因此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他说,「我后半生的摄影作品,较多表现『自我』的成分。我的『自我表现』不抽象,我看不懂一些新潮而抽象的『自我表现』作品,但自以为一直就没有和『表现自我』疏离过,它是我的感情伙伴。」

  陈复礼不仅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勇于创新的实业家。1960年,他创办《摄影艺术》;1964年创办《摄影画报》;1980年,他与友人创办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任社长,出版中文版及英文版《中国旅游》画报(月刊),为推动中国旅游事业的起飞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回看陈复礼的摄影集,可以从那些经典画面中,看到一个浓缩的美丽中国。这里面有《西湖春晓》,也有《长江万里图》;有《火焰山》,也有《九寨飞瀑》;有80年代初未尝被人认知的张家界,也有黄山的《苍涛》;有江西婺源美景,也有徽派建筑的写意《白墙》。《影画合璧》专辑更是展现了中国山水的诗性与灵韵。在八、九十年代,这些风景照片在旅游杂志上的广泛传播看似无心插柳,却悄无声息地撬动了中国旅游业的崛起。

  如果说1979年是内地摄影界的「陈复礼年」,那么1982年则是海外的「陈复礼年」。这一年,他在美国波士顿举办个展,观众十分踊跃,应各方要求展期一再延长达14周之久。他曾回忆当时展览的火爆场景:「据说创美国有史以来影展最高纪录。这并不足以证明我的作品有多高明,但美国人希望从我的作品中领略中国山水的风采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急切心情却是不难理解的。对于一个风光摄影家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报偿。」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复礼邀请刘海粟、吴作人、吴冠中、李可染、李苦禅、黄胄、黄永玉、范曾、韩美林、邵宇、黄苗子、何海霞、程十发、古元、郁风、启功、关山月、赵少昂、华君武、宋文治、饶宗颐、张仃等数十位艺术家、文化名家合作,在他的摄影作品上补画、题句,完成二次创作,形成独特的摄影艺术+传统国画的「造意」作品,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创作尝试。

  如果说早年的一批写实作品让陈复礼打入世界沙龙摄影圈,奠定了他在摄影界的声誉,那么真正让他被大众熟知的,还是他的风光摄影,以及后来他对「影画合璧」艺术形式的尝试与探索,让古老的中国画意与现代摄影找到契合点。他创造出上百幅「影画合璧」作品,成为独树一帜的「造意」大师。

  选自:中國眼(原载于《今日中国》繁体版2017年11月刊,原题:《陳復禮:活的中國現代攝影史》,作者谢湘南)

  《两修女》摄于1956年,大地空阔无边,四野茫茫。拍摄时取远景,相机几乎贴近地面,地平线降至最低,人物高度不足画面十分之一。大面积灰色天空,仅接近地面处漂浮着缕缕白云,远处几点孩童身影。这幅作品以其简洁、空灵的画面在香港摄影学会的沙龙月赛中获得高分,以后又在新加坡国际沙龙获奖。「有人认为画面过分空旷,主题不突出,不合构图法则。有人认为画面衬以飘逸的云朵,使影调更加和谐完美。有人认为好在破格,以大衬小,神色人物衬托在大面积灰色天空上,十分醒目。有人强调高远而辽阔的天空正好是修女清心无为,超脱尘寰的象征。」陈惊雄说,直到这件作品在英国伦敦国际沙龙中获得首选,这场争论方才平息。

  「海外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的苦闷,升华了我对祖国的情感,也更加激发了我对艺术的追求。终日劳碌,爱画而不能画,没有时间去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迷上了摄影。为了掌握摄影基本技艺,我开始搞了一阵子以暗房合成为主的集锦摄影;为了抒发心头郁积多年的人生感受,我50年代时以纪实为主,表达我对社会底层民众生活与命运的关注。移居香港以后热心于参加香港和国外举办的沙龙月赛和年赛,频频获奖,除了个人兴趣以外,也有要为华人争光的宏愿使然。

  陈一年表示,三次论争使得陈复礼「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可以与现代摄影技术有机融合的观点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同」,从这个角度讲,「陈复礼扩大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摄影界的声誉。」

  陈复礼表示,「如果说我有所参照、有所继承,我想就是在于我在拍摄自然存在的风光时,很注意意韵的表现和自我感受的表达。我拍摄风光,往往出自心之本源,我对风光摄影最热情的时期,正是重返阔别多年的祖国,有条件去游历祖国的山水,那时在深受感动之下而激起创作的热情。

  陈一年非常喜欢陈复礼五、六十年代拍的那批黑白照片,在他看来,陈复礼的摄影画风经历过几次转变。从最早学习郞静山的「集锦摄影」,到五、六十年代将社会写实与沙龙美学结合形成自身风格,再到向风光转向,以风光书写中国画意,到80年代初开始超越沙龙摄影美学,不受唯美风格限制,用镜头表现对祖国、人民的感情,与中国文化产生深远的联系,内涵丰富了,文学性也十分突显。

  「我早年家庭环境只是小康,父亲喜欢画画,给我很大的影响,可是我19岁就去了南洋谋生,开始只是个小店员,生活环境逼人,根本很难有安稳的环境学画。我每每看到自己欣赏的艺术作品,都会很向往。后来在法国杂志上看到了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到原来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的,我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眼睛所见到的,就可以拍摄下来,这比较适合我当时的生活状态。」

  陈复礼认为,「中国画本来就是从描写人开始的,发展到后来的山水画,只是中国画的一种,画里面虽然没有人,但画外却有人。因为这些山水写的是人的胸怀,人的意境,人的感情。画里面没有人,但却有人的趣味,这正是中国画的不可企及之点。八大山人的一花一鸟,一草一木,都具有强烈的反抗的民族感情。嘻笑怒骂,自成佳作。」陈复礼以有理有据的雄辩,以绝对的气势压倒了对方的观点。

  著名书画家、美术史家黄苗子曾为陈复礼的摄影集《诗影凡心》作序,序中称:「陈复礼大师在中国摄影史上的建树是难能可贵的。」

  冯文引来一片批驳之声。沈筠在《摄影画报》上发表《雅量与度量:读冯汉纪试评「陈复礼近作展」》;萧弘毅在《星岛晚报》发表了《十问冯汉纪》,甚至有内地人士也参与其中。

  第二次争论是关于「中国画意」。1962年12月出版的《摄影艺术》第20期,发表了陈复礼《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一文。文中说:「中国山水就是以极为简炼的笔墨色调,运用散点透视做成无比广阔的空间,使观者产生画中有诗的境界。中国山水不仅给人以简炼景物形象,而且使人从画面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意境。除非风景摄影不采用中国画意则已,如果认为这是一要可供发展的途径,就必要注意到中国山水意境问题。因为这才是中国画意的神髓,是西洋画法中所没有的。」陈复礼的观点引发了不同看法,1964年8月9日,有人在《大公报》刊文,指出所谓「国画摄影」不过是「用摄影来模仿已经有点落后于时代的旧国画。」4天后,陈复礼写出《再论画意摄影》进行反驳。

  陈一年介绍,1979年7月,「香港摄影家陈复礼摄影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持续25天,吸引观众75979人次,平均每天3000多人次前往观展。

  「此次展览吸引了一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前往观展,如林默涵、司徒慧敏、华君武、张帆、张磊、吴作人、萧淑芳、黄永玉、臧克家、曹禺、吴印咸等。曹禺为展览题字:『大开眼界』,黄胄题字:『大呼好也』。」

  1979年,陈复礼63岁,已过花甲,可正是他摄影事业黄金时代的起点。这一年,不仅是在北京举办首次个展;在香港大会堂,他也第二次举办个人影展,展出作品100幅。当年11月,他出席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还当选为副主席。之后的十多年,直到80岁高龄,他仍频繁地前往内地,进行摄影创作。

  这一年,陈复礼首次当选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开创了数个「第一」,以至后来本港知名作家丝韦在《新晚报》撰文称:「在内地的摄影界中,今年可以说是『陈复礼年』。」

  《陈复礼传》的作者、摄影评论家丁遵新则认为,「陈复礼的摄影作品是艺苑奇葩,而他跨越半个世纪之久的摄影实践则是探求中国当代摄影美历程的重要坐标」;「陈氏风格的历史地位在于以大量的具有中国气派的佳作丰富了摄影艺术的宝库,为传播中国摄影文化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更在于他为摄影民族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思路,提供了一种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器识和精神」;「陈复礼的影作是诗,而他在精神与物质、艺术与金钱之间所达到的超然境界,在创作与商务之间所达到的动态平衡,对于常人则近似一个谜。」

  第三次争论是关于「影画合璧」。陈惊雄介绍,1984年下半年,以香港《摄影画报》为阵地,先后有10余间香港报刊跟进参与,累计发表评论文章50余篇,争论持续长达半年。这场论争香港人称为「84争论」,源于当年8月在华润大厦展览中心举行的陈复礼近作展,展览所展示的「影画合璧」作品成为争论焦点。